中国古代壁画墓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参考资料。随着汉代壁画墓的不断出土，一类题材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车马图。此类图像，并非单纯地绘有马车，而是往往在车辆之前绘有数量不等的骑马人作为导引，车尾也时常有护卫或侍从。

虽然车、马、人物的数量不尽相同，但通常会构成结构清晰的队伍，有些甚至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队列。正是这些埋藏于地下的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使我们能得以探究图像绘画风格的演变和图像样式的源流，得以展现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

壁画墓中发现车马图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汉代壁画墓近60座，主要位于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区，其中1941年至1944年由日本学者发掘的北园壁画墓中首次发现车马图，随后陆续在20座壁画墓中发现车马图。这些带有车马图的壁画墓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呼和浩特地区、洛阳地区、辽阳地区，另外河北、山东、安徽地区也零星发现一些带有车马图的壁画墓。

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壁画墓有6座，典型代表为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墓室东壁为狩猎图以及车马图，车马图位于墓室东壁南端下方。车马朝向墓室北壁即木棺的方向前进。内容为两人乘奔马开道，中间一人着青衣，乘飞马引导，后面主人乘两马驾车。根据驾车人坐姿判断所乘之车当为安车，车的上部壁画脱落，但由于车上无四帷，故推断该车当为汉墓壁画中常出现的轺车。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共发现6座壁画墓，其中4座带有车马图。典型代表为内蒙古鄂托克凤凰山壁画墓，该墓室西壁下方绘车马图。西壁整幅为表现现实生活的壁画，左上方为庭院，右上方为放牧图，左下方为车马图。根据门口奔向车马的鸡犬，可以推断是车马出行归来。洛阳地区共发现壁画墓19座，其中6座带有车马图。

典型代表是洛阳朱村壁画墓，该墓绘有三幅壁画，分别为“车马出行图”、“墓主夫妇宴饮图”以及“吉祥动物图”。车马图位于墓室南壁中下部。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共发现3座壁画墓，其中2座壁画墓内有车马图。典型代表为和林格尔壁画墓，该墓中绘有大量表现墓主人生前事迹的壁画，其中出现了大量的车马。在榜题为“使持节护乌桓校尉车马出行图”中，就有车十乘。辽阳地区共发现汉代壁画墓18座，典型代表是辽阳市棒台子一号壁画墓，车马图分布在墓室右廊的左右后三壁，以及左廊左壁。除以上五个区域外，在山东梁山、江苏徐州以及河北安平逯家庄分别有带有车马图的壁画墓出土，如山东梁山汉墓。

纵观以上壁画中的车马图，不同的墓葬中马匹的形态有较大的不同。根据车马图中马的形态可以将北方汉代车马图分为两组：一组马嘴张开，马身匀称并且马腿较长；一组马嘴闭合，马身肥大并且马腿细短。另外车马图的位置、是否有牛车出现以及是否有榜题，也可以为分组提供参考。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车马图的特点是：马在绘画上线条流畅，马身匀称，尤为特别的是马嘴张开。而且，车马图在墓葬中画幅较大，占据所在壁面的绝大部分，此时的车马图无榜题出现。典型代表为陕西定边郝滩东汉壁画墓。东汉晚期的车马图，马的体态较前一组更为肥硕，马腿相对细短，且通常作奔驰状，姿态优美。各地发掘的壁画墓中的马匹形态几乎一致，可见这种肥硕的马匹形象已经盛行在中原地区，而且逐渐影响了周边地区，如徐州黄山陇壁画墓中的马匹，表现出了与洛阳地区马匹同样的形态。

因此，我们认为，北方汉代车马图中的马匹，一组到二组，有逐渐肥硕的趋势。车马图在经历了一组的发展后，图像组合逐渐显得程式化。二组的车马图往往呈带状列于墓室一壁，以河南荥阳苌村壁画墓为典型代表，不仅马匹的姿态一致，而且排列整齐，画幅也较小，脱离了一组画幅较大、车马人物刻画细致、姿态各不相同的风格。

车马图的发展特点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北方汉代车马图的发展呈现出了很强的时间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特点。

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壁画墓，可谓是车马图的初创时期，车马图刻画较为写实，线条清晰，出现的画面背景也较为丰富。譬如，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与1999年鄂托克凤凰山壁画墓，车马图与放牧图出现于同一场景。山西平陆枣园壁画墓的车马图表现的是生活场景，车马旁边有在河边打水、休息的人出现。而内蒙古鄂托克凤凰山壁画墓车马图则与庭院图相伴出现。同一时期的洛阳地区，并无车马图出现。

东汉晚期，以河南洛阳地区壁画墓为代表，车马图的绘画以及所在墓葬位置基本成定制。丰富的画面背景转为明确体现身份地位的车列图以及带有榜题的功曹图。两期车马图的发展分别以陕西及洛阳为中心，应当是与汉代都城的变换相关联的。

另外，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如陕西旬邑百子村壁画墓以及辽阳旧城东门里壁画墓，陕西旬邑百子村壁画墓中车马图绘画粗劣，但还未呈现二期的肥硕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东汉的首都东移洛阳后，陕西地区的墓葬壁画开始衰落。而辽阳地区，旧城东门里壁画墓，车马图较为匀称的比例以及人物马匹自由的形态，说明以陕西为代表的车马风格向边疆扩散，影响到辽阳地区。而其他棒台子壁画墓以及窑业四厂壁画墓中的车马表现出了明显的二期特征，受到了洛阳地区车马绘画风格的影响。

中国车马图溯源

北方汉代车马图经历从无到有再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区域表现出了各自的特征。在墓室中绘制车马图，无疑是希望对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进行彰显。而车马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的思想，在汉代之前就已存在，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根据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遗迹，可知中国在商代便开始使用双轮车。殷墟早期的王陵中的陪葬车，则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最古老的车的面貌。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在中国刚出现车时，车与车主身份地位的关系如何。但从《尚书·尧典》中的相关记载：舜“岁二月，东巡守。……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我们可以发现，古人认为车、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从舜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商周时期，车已明确地同身份地位结合起来。“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几良车，散车不在等。”

不仅不同等级的人乘坐的车不同，不同的职官所拥有的车马数量也是不同的，卿大夫可有兵车百辆，诸侯有兵车千辆，天子则有兵车万辆。至秦，有专门掌管舆马的官员，汉承秦制，设太仆掌管车舆。车跟服作为身份等级的划分思想，也被继承了下来。《汉书·成帝纪》中载，成帝曾下诏：“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踰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

随着社会经济以及官僚体制的发展，到了东汉，车舆服饰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详细的体制。《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驾三。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筩。中二千石以上右，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绘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

根据上述记载，汉代的车马使用是有着严格详细的规定的，只有皇室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才能乘车，商人是不允许乘车的。当然，实际情况会因为现实的动荡或个人的情况有所变动。墓主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越制的情况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