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拉斯科洞窟中的野马壁画

莱奥纳多·达·芬奇《马的素描》，约1490年，英国温莎堡皇家图书馆藏

乔治·斯塔布斯油画《口哨外套》（局部），1762年，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猎杀野马，公元前九世纪亚述王宫石灰石浮雕，大英博物馆藏

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铜马

泰奥多尔·热里科油画《艾普松赛马》，一八二一年，法国巴黎卢浮宫藏

埃德加·德加雕塑《小跑的马》，一九二零年翻铸为青铜，私人收藏

《奥利留斯骑马像》，约175年，青铜，高约3.5米，意大利罗马卡比托奈博物馆藏

马优美的身材、优雅的步态，以及它所具有的能量与精神，一直是艺术家热衷表现的对象，在中外艺术史上都有大量表现马的优秀作品存世。

早在距今1万多年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里就有生动的马的形象。那时马还是人类狩猎的对象，而非朋友。在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公元前9世纪亚述王宫的浮雕，其中最著名的是亚述国王阿舒尔纳西帕尔二世猎杀狮子的场面，浮雕中表现猎杀野马的场面却鲜为人知。画面中野马或惊惶奔逃，或中箭仆倒，或正被猎狗撕咬，其中一匹母马在奔跑中回头张望自己被猎狗追赶的孩子，让作品充满了悲情色彩。亚述人以残暴著称，猎狮、猎马在亚述都是仪式性的，对这些无辜动物的猎杀只是为了衬托国王的英武。

在此后的西方艺术中，马很少被如此残忍地对待，它们成了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希腊神话里，出现了很多与马有关的神祇，如额头长着长角的独角兽、长有双翼的飞马珀伽索斯以及半人半马的堪陀儿，马有了神性象征。雅典卫城中巴特农神庙的中楣浮雕饰带表现了古希腊“泛雅典娜节”的游行场面，欢腾的战马突出了节日气氛。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立面的平台上有四匹青铜战马，原本是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品，一直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中，应该是为纪念马拉战车比赛的胜利而铸造的。1204年，威尼斯人借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机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将这四匹战马运回威尼斯并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1797年，拿破仑将它们掠往巴黎，直到1815年才归还给威尼斯。如此命运多舛，正说明它们有着迷人的魅力，才会引来这么多人垂涎。

在古罗马，自凯撒时期始，有为帝王制作骑马像的传统。尽管几乎所有骑马像在中世纪都遭到损毁，但是从幸存下来的奥利留斯骑马像上可以看出当年塑造的骑马像的壮观与雄伟。奥利留斯胯下的战马昂首阔步，十分矫健。这种大型青铜骑马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在多纳泰罗和韦罗基奥手中得以恢复，创作出毫不逊色于古罗马骑马像的作品。

中世纪以神学为主导，这一时期的西方艺术更倾向于表现上帝的庄严和神性，而非客观世界的丰富多彩。马是中世纪骑士的忠实伙伴，却很少成为艺术家表现对象。文艺复兴时期，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艺术家开始注重观察和研究自然，代表就是达·芬奇。为了给米兰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创作纪念其先祖的大型骑马雕像，达·芬奇认真研究马的动态和解剖结构。可惜他仅完成了马的模型，而且最终毁于入侵米兰的法国士兵之手。但是，达·芬奇留下了大量表现马动态和结构的素描，让我们得以领略其艺术风采。

正如中国古代有曹霸、韩干、李公麟，近代有徐悲鸿以画马闻名，在西方美术史上也有很多艺术家对画马情有独钟，英国的乔治·斯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表现马的结构和动态，斯塔布斯曾于1756年在林肯郡的乡村，在妻子的协助下解剖马匹，并于1766年出版了《马的解剖学》。事实上，在该书出版之前，他已经得到了大量来自英国贵族的委托，为他们饲养的骏马画像。斯塔布斯最著名的作品要数油画《口哨外套》——口哨外套是马的名字，这匹体态优美的枣红马，两条前腿高高抬起，油亮的毛色像缎子般光滑。相比之下，中国艺术家更注重表现马的神韵，并不过分关注马的解剖结构。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热里科一样喜欢画马。凡尔赛的皇家马厩向他开放，让他获得了大量关于马的解剖和运动方面的知识。不幸的是，热里科因为一次骑马事故，再加上长期罹患结核病，33岁便撒手人寰。他的名作《艾普松赛马》表现了几位骑手正催动着赛马激烈竞赛。照相机发明后，有人曾质疑热里科画面中马跑步的姿态，这显然是对艺术的误解。无论中西，再现对象从来也不是艺术的唯一目的，艺术家更多是借画中的形象来比喻和象征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同时传达对美的理解。

印象派画家德加也是同样爱马。他不仅在绘画中表现赛马，在他去世后，人们还在他工作室里发现了大量用蜡塑造的马的小稿。后来，小稿中保存比较完好的被翻制成青铜像，德加创作的马的雕塑才为更多人所知。《小跑的马》造型洗练概括，把马匹轻盈的步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进入20世纪，很多现代主义艺术家选择了简化的形式语言，绘画、雕塑逐渐走向抽象。但是，并非所有艺术家都抛弃了形象，比如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兰兹·马尔克、意大利雕塑家马里诺·马里尼都把马作为表现的对象，马也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艺术家手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