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皆知，我国畜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服务于畜牧业的兽医业，如同孪生兄弟一样，其由来也很早，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如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里说：“兽医学起源于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及将其转化成为家畜的时代，”继而指出：“上古之世早已使用家畜的中国，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就有医药的搜集。”（引自Alois Koch主编：兽医畜牧百科全书德文版，1902）

诸多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早在史前期，如广西桂林甑皮岩(距今11310士180——7580士410年)已有家猪的饲养（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约公元前1900一公元前1500年的二里头文化期之前，已较普遍的饲养了猪、犬、牛羊和鸡等畜禽（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为了畜禽的健康与繁衍，便有了与畜禽弦病作斗争的史前兽医活动。由此表明，德国历史学家的论述，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历史，也说明我国兽医术早在原始社会已开始萌芽。

科学的发展是在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上而得到发展的，并受到总体发展的制约。中兽医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几千年来，我国的兽医术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萌芽期以后，又经奴隶社会的初步发展，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学术体系，并得以不断完善。到隋唐时代便系统的传往国外，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兽医学发展，产生过较深远的影响。从1904年有了西方兽医学逐渐的系统传入，我国才有中西兽医之分。

中兽医学的起源

中兽医术的起源，如前所述应追溯到人类开始对野生动物的驯化，并将其转化成为家畜的时期，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诸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开始驯养家畜，当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前（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便开始对家畜疾病作斗争，这就促成了兽医知识的产生。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医药知识，这就为人类与家畜疾病作斗争提供了先决条件，按合理的推断，其中当以在牧群中为母畜分娩时助产为当初最早的显例。在转入定居生活和原始农业的出现，为驯养动物并使之成为家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磁山及河南裴李岗遗址中，其住房附近虽仪有粮食储窑，但在出土文物中已有犬、猪、牛、羊等家畜遗骨出现，不过其数量较少，而且各地的家畜种类也有限，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稍晚于前的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在发现的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中，其居室的附近就有饲养家畜的圈舍，家畜种类除上述外，还有马的出现，根据碳测定，时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安志敏：磁山，裴李岗和仰韶，考古1979年第4期）。家畜圈栏的出现，表明已初具兽医防护的设施。从不同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来看，由大到小和由粗转精的变化，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随之，无疑将出现ー些兼用品，这就为治疗疾病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原始畜牧业的生产中，家畜疾病与幼畜的大量死亡，严重威胁着畜农业生产的发展。如西安半坡遗址和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猪遗骨标本中，仔猪均占半数以上。从事畜牧业的生产者，为救治家畜的伤病，减少畜群死亡的损失，势必想方设法，或按照医治人类的办法去医治伤病的家畜，或探索新的医疗措施诊治家畜伤病；为了力求仔畜的存活，或在分娩时助产，或于产后加强护理，这些都是原始的兽医活动。如此点滴经验的积累，世代相传，于是逐渐倾向于产生专业兽医，这可能就是导致《周礼·天官》中“兽医”一职出现的基础。

原始社会进入氏族公社之后，定居生活更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种植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相继出现，人们有了初步的分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显著发展，劳动所得逐渐有了剩余，出现了早期的私有财产。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原始社会解体。我国的奴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创建了我国的古代文明。

从黄河中下游的古代诸多遗址，诸如河南的二里岗、二里头遗址，山东的岳石遗址等的考古资料来看（河南文物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殷玮璋：二里头文化研究，考古，1978年第1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或说夏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细陶器的大量出现，可能就是历史传说的夏有仪狄作酒的重要侬据。商代的卜骨和殷墟的甲骨，又可谓是二里头等夏文化的发展（殷玮璋：二里头文化研究，考古，1978年第1期）。其结果则导致人们创造记录史事的文字。所以迄至殷商时期，就有了用甲骨文记载医药知识的出现，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也拓宽了医药知识面。诸如历史传说的伊尹制汤液和将在针灸节中详述的醋灸法等，都可谓移烹调技术于医疗的结果而产生。

随着生产与生活发展的需要，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在不断丰富，诸如对自然环境变化与健康和疾病影响的关系等不断认识。这些认识的逐年积累，便为“阴阳五行”、“六气致病”等基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据众多殷商时期文物资料的初步考证，此期的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等，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而青铜器的应用和发展，可谓是促进诸多发展的要素之一。卜辞内容的厂泛，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拓展。此期由于马已成为役畜(主要用于军事)而被重视，所以在卜辞中除有一些人畜通用的病名，诸如体内寄生虫、胃肠病等外，还有“贞多马亚(恶)”等专为马有疫病的卜辞，这些皆可视为我国兽医学术之萌芽。

迨至周代，由于认识到疾病的发生，是由自然界因素(包括人为因素)的变化引起，从而促进了兽医学术的进步发展。“兽医”一词始创于我国的周代，世界各国未有早于我国者。据《周礼·天官》记载，医分疾(普通病)医、疡(外科)医、食医(食疗)和兽医。兽医之职是“疗兽病(内科病)、疗兽疡(外科病)”。而治兽病，则采用“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治兽疡，则采用“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由此可见，不仅当时对家畜疾病有了内科病和外科病之分，而且在兽医临床上能够根据不同的病，采用或药治，或药与手术综合治疗，并能“据病之所宜，以五谷养之”，即能依病之所需，配合食疗法。这种临症的综合疗法，无疑是兽医学术上的一大飞跃。而此时在兽医诊疗技术上的脉诊(“以动其气，以观所发”)当是我国兽医临床脉诊应用的最早记载。因此说，当时的兽医学术不仅脱离了原始阶段，而且已初具水平，较之同时期的西方兽医学仍可说是进步的。

在古代兽医术之发展过程中，还涌现出一批畜牧兽医先辈，其中为后世所推崇的有马师皇、造父、孙阳、王良等。

内容来源：《中兽医学史简编》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