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牧场--周王室的皇家养马场

关山牧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秦先祖非子在此为周王室牧马，“马大蕃息”功绩卓著，后被封为食邑，建城池于现在的陇县科乡塘儿原。后来，他的后人又因护国有功，被封为诸侯，他们的居所刑邑成为秦国第一个都城。秦人在这里凭借天赐的优越地理条件，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从营畜牧业逐渐转向农业，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入主关中平原，最后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秦。因此，关山牧场可以说是秦文化的发祥地，是形成中华民族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西汉时，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巩固疆土和国家政权安全，发展壮大军事力量，汉王朝在此扩展牧区，从西域引入宝马良驹，繁衍驯养，使牧场养马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据史书记载，大将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曾从关山征集战马14万匹，足见当时这里牧马业的繁荣昌盛。中唐时，这里的牧马业更为发达，朝廷在此设有陇右牧马监，负责国家军队所需战马的驯养与繁衍。王侯将相也多在此私养马匹。 关山牧场秀丽宜人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是关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关山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

关山牧场位于横亘在陕甘两省交界的陇县和张家川两县境内的关山葱岭中。海拔2200米左右，群山竞秀，溪壑密布，林木参天，草场绵延不绝。森林沿圆润柔和的山体从上到下呈放射状分布，与广阔肥腴的草原相间，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形态。组成牧场的山峦重重叠叠，蜿蜒起伏，和舒缓宽阔的山谷坡地密切衔接，延绵不断。幽涧水泽穿行于腹地，或囤积成片分布在大大小小的草坡上，或森林间，使得牧场地面表层常年湿润无比。春秋季节，游人络绎不绝的蜂拥而至，踩在青翠碧绿的草面上，常会为被地表的柔软和从鞋子周围缓缓溢出的水感到惊讶。由于受垂直地带性地理条件的影响，终年气温较低，春秋相连，冬长无夏，素有“关山六月犹凝霜”的写照。因其地貌酷似中欧的阿尔卑斯山，故有些旅游资料上称其是“具有欧式风情的游览胜地”。

《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宋衷注：“相土，契孙也。”四马驾车起于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马之法。 相土曾经佐夏，而功在于商。”《诗》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之始年为公元前16世纪，距今已3600年了。可见，马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从此已经开始。而早先时期的秦人与马亦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可以这样说，秦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秦人立国依靠的也是马，秦国的统一更是离不开马。在秦人的历史发展中，作为基本的动力使役，马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秦人养马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秦的祖先大费“为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益，舜赐姓嬴氏。” 费昌亦曾“去夏归商，为汤御”，在今天山西运城县安邑附近打败了夏桀。以后的孟戏和中衍，也因为善御的缘故，被征为帝太戊的车御。商代四百多年间，尤其是太戊以后，有所谓“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周代，秦人善御的传统更加发扬广大。造父曾为周缪王驾车周游天下，途中“长驱归周”、“一日千里”平定了徐偃王叛乱。其六世孙非子”“居犬丘(今甘肃天水附近)，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于是周孝王“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可见，嬴氏秦姓的得来，也无不与其善养马有关。后来，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曾赠大批良马相助，作为护送迁都的动力，由此立了大功，获得赠地封爵的赏赐。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蛮族、犬戎所杀，周王朝放弃了岐以西的领地，于是，襄公作为诸侯正式独立，进而疆土不断扩大，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车马礼乐制度：“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毛诗正义》）

由于马的繁衍壮大，秦人的御术得以如此超群。不仅如此，还造就出了象伯乐和九方皋这样著名的相马大师。他们的《相马经》早已为世人所传诵，成为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陪葬坑中出土的陶马及陵西发现的陶马、铜马造型，形象而真实地再现了《相马经》中关于良马的精辟论述：“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明，脊为将军欲得强，胸为城郭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无论是秦兵马俑坑中的陶马还是秦陵铜车马中的铜马，个个耳若削竹，目似悬铃；鼻广口阔，头方肚圆；脊干平整，肌肉厚实；前腿如柱，后腿若弓；鬃毛齐整，纹丝不乱。就连马口中的牙齿均塑出六颗，表明正处在精力充沛的青壮时期。由此而想，地处西北边陲的秦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固有的养马习惯，并在积累丰富的饲养经验的同时掌握了马的各种习性及各部位的组成原理。一方面，大批良马的养成为秦国的进一步发展强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娴熟的养马技术又为艺术家们塑造艺术作品提供了绝好的素材。这便成为秦陵周围出土的众多陶马、铜马造型无不达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真实效果的重要原因。

由于马具有超人的力量和速度，所以当时不论在征战、交通，还是生产、商贸等各个方面，马都形成了最主要的动力。在战国七雄中，正是秦国具备了马这一充裕的动力，才有了战胜他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据史载，当时魏国拥有“骑五千匹”，燕国拥有“骑六千匹”，而此时的强秦已是“车千乘，骑万匹”了。人们常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将骑兵的出现归之于赵，其实，秦穆公时，已有“畴骑五千”，较赵武灵王早了三百多年。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致使四十万赵军无一生还。这次战役的胜利，坐骑立下了汗马功劳。秦俑二号坑中车、步、骑联合编制的军阵，充分说明了马（无论拉车的战马还是坐骑用的乘马）在古代战争中机动灵活、随机应变的特点，也体现出秦人御马技术的高度熟练程度。难怪汉初有“汉王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当然，养马爱马又无不体现在秦人的各类活动中。唐贞观年间(627―649)，在陕西凤翔出土的石鼓文，是反映秦和马及车的密切关系的重要文字资料。石鼓文以叙事诗的形式，热情歌颂了车马坚固美好以及君臣巡狩游猎的情形，是一组君臣驾轻车，御骏马，耀武扬威，踌躇满志的巡狩赞歌。内容中显现出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秦人与马车总有着不解之缘，甚而至于，马车充当了其中的主线。《诗·秦风》中“有车粼粼，有马白颠”、“骐骝是中，骊是骖”、“驷铁孔阜，六辔在手……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车鸾镳，载猃歇骄。”等诗句描写的正是对这些良马的赞歌。白顶门的战马，黄马黑啄的  马，赤身黑鬣的骝马，都是身经百战，与秦征服者共建了勋劳的有功之马。如今，这些“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杜甫《房兵曹胡马》）的良马形象，又在秦始皇陵周围衔辔执镳，跃跃待发。

说起秦人爱马，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史记·秦本纪》载，穆公有名马迷子，在歧山脚下，被野人三百捕获而食，随行官正要处罚野人，穆公劝阻：家畜之事，处罚不得，名马之肉，不饮美酒，食之对身体不利。于是赐予野人美酒。之后，穆公在与晋国作战陷入危机时，野人突袭晋军，逆转了战局，反败为胜。

秦简《法律答问》中讲到：诸侯国有来客，要用火熏其车的衡轭。这是因为，如不处置马身上的寄生虫，它们就会附在车的横轭和驾马皮带上，很可能传到秦国内地，所以要用火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在秦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因而，马可能经常除蚤，身上已没有寄生虫搔扰。同时也体现出秦人对马的爱惜、养护程度之深。所以秦马一向负有盛名，崔豹《古今注》说，秦始皇就有七匹名马，分别是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神凫。《战国策·韩策》记载，秦马“探前蹶后，蹄间二寻（一寻八尺）者，不可胜数也。”从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出土的二十八具马骨，以及秦俑坑出土的陶马形象看，马身长约2米，至甲高1.33米，头部较重但无粗相，鼻骨隆突，颈厚稍短，鬐甲低，脊背宽博，胸部较广，四肢发育均好，属于力速兼备的挽马型，亦是乘骑的良马。这种马与我国西北地区的河曲马相似，当为河曲马。而这里正是秦人早先的发源地，说明秦人养马无论是产地还是马的种类都形成体系，自成一家。 

从秦的立国及后来的统一战争来看，马都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因而，秦王朝建立以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二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另外还有各地郡县管理饲养军马的“苑”。除了官方养马之外，秦王朝还鼓励私人养马，如乌氏倮就养了大量的马牛，多到要以山谷来计算的程度，秦始皇曾赐给他封邑。难怪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关中北有胡苑之利”。

秦简《秦律杂抄》中明确规定了对伤害马的行为所做的惩罚：“伤乘舆马，革一寸，赀一盾；二寸，赀二盾；过二寸，赀一甲。卒岁六匹以下到一匹，赀一盾。志马舍乘车马后，毋敢炊，犯令，赀一盾。已驰马不去车，赀一盾。”古代赶车是用竹策尖部刺马（而非鞭子），若技术不熟练，把驾车马的皮肤划伤一寸，要罚一盾，二寸罚二盾，二寸以上，则要罚一甲。满一年所训练的骏马数不够六匹，都要罚一盾。可见，秦时对赶车御手技术要求很高，既要日行千里，又不能打伤马，而且训练马要有一定的数量任务。甚至驾过车的马不及时卸套也要罚一盾。每年还要对所乘之马进行优劣评比，专设考核法律，“吏乘马笃，及不会期，赀各一盾。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丞、佐、史各一盾。马劳课殿，赀皂啬夫一盾。”   

秦简《厩苑律》也有一套奖罚制度：马死了要及时汇报，如果没有及时处理而使马腐败了，要按未腐败时的价格赔偿；而且，马都有标记，都登记在册，对马的饲养、驯教、服劳役的情况等也都有考核。秦简《效律》：“马牛误职（识）耳……赀官啬夫一盾。”其中“识耳”即标记。古时牛马常用烙印之类作为标记，如《居延汉简甲编》：“牛一，黑牡，左斩首，三岁，久在右。”“久在右”指标记在牛的右边。至唐宋时，烙印之制更为普遍。”秦简《田律》：“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禀大田而毋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禀之，勿深致。”说的是领取和送发驾车牛马的饲料问题，其中提到“恒籍”和“致”，“恒籍”是固定帐目，“致”是领取饲料的凭券。驾车的牛马都有恒籍，那么，厩苑内的其他马也都应有恒籍。证明秦代已经具有了较完备的“马籍法”。对厩苑内的马牛都有一定的标记和固定的帐目，并有专管帐目的会计。对于马的饲养有两种方法：一是圈养法，一为放牧法。秦陵东侧上焦村马厩坑，在马头前边放有陶罐、陶盆，有的盆内盛有谷子和切碎的草；陶俑面前放有陶灯、铁釜或铁镰、铁锸。说明饲养人员对马要日夜照料，并配置有切草、盛水饮马、盛放饲料的工具，显然是圈养法的表现形式。饲马的谷子和草敛于民，秦简《田律》规定：“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顷入刍三石、二石，刍自黄及（乱草）束以上皆受之”。敛来的谷物、刍要登记入仓。刍都以万石为一积，在咸阳则二万石为一积，其入仓、出仓，增积的手续都有明确规定。⒃秦政府还为了保护养马业，对偷盗者也给予严格处治，“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可以看出，秦政府对马匹使役的立法保护相当严明。

秦王朝这一套保护马的良好生长及饲养措施和民间重视养马业的传统习惯，无疑为秦国马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多提供了保障，也更加大大地补充了秦国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在秦国的祭祀活动中，马也体现着其独特的地位。《史记·封禅书》载，秦对上帝祭祀。襄公筑西，以驹（黑鬃红马仔）、黄牛、羝羊各一为牲祭祀白帝。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华山以西的名山七，名川四，增加“驹四”；陈宝则“春夏用（赤马）、秋冬用”。同时，在雍城四中，用“驹（仔马）四匹”以祭之，且均采取活埋的方式。而汉代虽沿袭了秦之祭祀形式，但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雍的五及名山大川的驹牲，均以“木偶马”代替，只限于天子巡幸亲祭场合用以生驹。终于在平帝元始（公元２年）年间，秦代以来逐浙被废止，秦马牲祭的传统也至此宣告终结。这个事实更加说明了，秦是以马牲作为常祭的特点。

在古代社会中，祭祀是与战争同样重要的第一等大事。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天下，其惯用的手法就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大造政治舆论，也就是他们宣扬的“天命论”，即认为“天”能致命于人，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天命论始于殷商时期，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等，都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自称“受命于天”，或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之为“天命”，用来作为统治愚弄人民的合理依据。周代礼制中最高统治者就称为“天子”。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受命于天”的辞句也比比皆是。如周原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中就有“王受大（天）令（命）”的语句，意思是周王受到上天授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又如，宝鸡杨家沟出土的秦武公时期的秦公钟、

铭文中就有“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等。秦人与周人长期杂居，不可能不受其“天命论”的影响，而自称“受命于天”，来完成统治天下的大命。正因如此，秦人频繁在“陈宝”中以马为牲举行盛大的国祀大典。然而，以大量活马为牲祭祀，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因秦人早期以养马擅长，与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马成就了秦人的事业，秦人自然也就以最高的礼遇对待马，这恐怕是以马来祭天祀祖的真正含义所在吧。

总而言之，地处西北游牧区的秦人，其祖先以养马发迹，而当秦之世，又以“车千乘，骑万匹”的规模，横扫六合，一统天下。随后，在全国设立的一系列马政机构，为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汉代大将马援所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秦人与马结下了浓厚的历史情结，马也贯穿了秦社会的始终，为秦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秦人之骄傲也。

在西安东郊骊山的秦始皇陵墓地下建筑群中，一共有4个兵马俑坑，集中位于陵园东门外1.5公里处。其中一个是未建成的废坑。到上世纪90年代，兵马俑发掘了2690平方米。出土的武士俑2200件。4匹马拉的战车32辆，战车驭马128匹，坐骑的战马29匹。

由此可推算：在兵马俑这种阅兵阵中，战车和战马的比例接近1∶1。实际作战中，战车和战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也会有1∶2或更多的可能。

从兵马俑的阵容上看，秦之骑兵似乎尚未单列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军种。它们是在配合战车兵和步兵作战。这有些像坦克发明的初期，尚未形成独立的坦克旅和坦克师，坦克也在直接配合步兵作战。直到1918年康布雷战役，在英国将军富勒的大力促逼之下，坦克才集中使用，作为突破敌人坚固防线的矛锋。

有网友谈到战国时赵国的骑兵部队，并提及赵武陵王胡服骑射之典故。赵武陵王（前325年前299年在位）改革的本意，是想把中原民族政治、文化、经济、道德上的长处，同北域游牧民族军事、组织、作战上的长处揉和起来，创立一种新的国家形态。他实际上也遇到了今人的“体”和“用”的问题。从相反的方向看，匈奴、鲜卑也好，西夏、辽、金、蒙元、满清也好，也遇到了学习中原文化，“师华之长技”，以谁为体，以谁为用的问题。北魏一些君王做得非常激进。 

在西方，则有彼得大帝改革，学法语，学法国上流社会习俗，改变俄罗斯服装的类似故事。

赵马和秦马孰优孰劣的问题，或者说，赵马是何马？秦马是何马？

我的看法是：秦马是从河西走廊输入的。

秦马是一种高大型马种。它与西域马、大宛马、突厥马、中亚马、阿拉伯马的血统较为接近。用今人的话说就是：“大洋马。”秦人的马文化植根深厚。举国上下爱马、识马、懂马。陇东高原平均海拔1100米，兰州地区平均1400米，河西走廊海拔1500~1600米，西宁1900米，在这种海拔高度上牧养的马匹，胃活量大，用目前体育界的话就是“全年的有氧训练。”

那么，高原马到了海拔395米的西安，到了海拔350米的渭河黄河汇水处古战场，其奔跑能力又要增加。类似体育界的“高原训练”一样。看一看今天东非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长跑名将，就知道高原训练意味着什么了。

在秦始皇陵东门外和内外围墙西垣之间，有两处马坑，共活埋了生马约六七百匹。另外，还埋了马饲料和养马者的俑（叫跽坐俑）。可见，秦始皇死后不仅要有军阵护驾，各类马匹也是不能少的。因而连马饲料和马官也准备了。以秦人六百余年（从秦仲元年至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马始终是君王所爱。而且，我推测，秦人的配种繁殖技术也在中原之上。

孝王姬辟--用秦人先祖养马，振兴周室

懿王病死，理应由太子姬燮继位，但是太子懦弱无能，能干的姬辟方就乘机夺取了王位。姬辟方即位后，一心试图复举周朝。他先振兴军力，在汧水、渭水之间的草原上开辟了一个大牧场，用重金招募行家来养马。有个应募者名叫非子，养的马匹匹膘肥腿壮，一年下来，马的匹数增加了一倍多，姬辟方十分满意，就将秦地几十里的土地封给他，做了附庸于邻近大诸侯的小国国君，这就是日后统一中国的秦朝的发源地。但姬辟方没有能等到实现振兴周室的理想，就病死了。姬辟方死后的庙号为孝王。

跽坐俑

讲到赵马，窃以为其先祖是蒙古马和西伯利亚矮种马，先祖的野生品种是普氏野马。蒙古马的特点是个子矮小、耐干渴、耐寒冷、耐粗糙饲料、生存能力强、存活力强、皮实。但奔跑能力和冲阵能力不及秦马。

当然，秦马与晋马（即赵马）是会杂交的。杂交后代会继承双方优点，也可能是双方缺陷。因为我在陕西农村呆过，养过陕西的秦川牛。秦川牛是中国北方最好的耕牛，你只要一见就会喜爱。它毛光毛亮，体型高大，挽力强。然而要喂精料、喂苜蓿。中国北方的其它牛是无法同秦川牛相比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南阳牛。你一看就知道比秦川牛明显差了一个档次，其它各地的黄牛恐怕连南阳牛也不及了。

由此类推，秦人之马不仅品种好，喂得也好。专业饲养员喂，怕是要考级的。秦始皇为养马人烧陶俑，也属罕见。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入主关中，号令全国。他也是个爱马癖，专门为自己的战马立了石碑（即昭陵六骏），算是佳话。 

秦人爱马，如今人之爱车。今人念车经，古人念马经，马经有典籍。如果读者网友也爱马，又苦于大都市无条件，不妨看看苏俄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肖氏在顿河地区生活过，了解哈萨克。他写人和马，写得太好了，看上一段，就像到草原上去了一样。

听说，甘肃山丹的唯一军马场也撤了。部队最后一支骑兵也改行了。马的伟大时代似已落幕。然而，在未来石油耗尽之后，会不会有一天，在偏僻地区，又出现了马和它的骑手呢？